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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全国最高级别的财经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
这次会议讲的“共同富裕”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它是指“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其次，它“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再次，“要分阶段”促进，对此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
与上述核心观念配套的论述，还有比如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再比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而且，要“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此外，会议还重申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读完以上论述，大家应尽可放心，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不会“一夜回到解放前”，“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
去年底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蚂蚁金服、淘宝、腾讯、滴滴等互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以节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打击垄断。
但从上述最高层财经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看，那些认为约束巨头就是“劫富济贫”前奏的想法，也未免太过于天真了。
不过，作为处于下层的企业经营者，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经形势下，“共同富裕”对项层设计者来讲，一定不是简单的一句口号，或阶段性政策举措，而是将要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的一场旷日持久改革运动。
简而言之，它是我们国家要实施的一项长远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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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穿了，“共同富裕”是已进行了42年的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
而它的核心就是构建橄榄型社会。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表现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即低收入和高收入相对较少，中等收入占绝大多数的收入分配结构。
橄榄型社会，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形态。
所谓“共同富裕”，换个角度看，即推动中产阶层群体成长。
放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2020年，国家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所以，当年定的“十四五”(2021-2025)计划，就已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列为重要工作。
豪无疑问，以推动“共同富裕”，促成“中产阶层”主导社会的形成，对企业经营者来讲，首先是可以持续享受消费升级的重大利好。
8月8日，年消耗固废50余万吨的金绿能科技第一、二号发泡陶瓷窑炉在景德镇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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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认为仅仅从消费升级角度看“共同富裕”还远远不够。
作为企业经营者，我们需要看到，“共同富裕”国策在重塑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同时，也必将重置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包括重置中国企业经营的底层逻辑。
那么回到咱们的陶瓷行业，企业主具体应该如何认识接下来企业经营底层逻辑的改变？首先，根据“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包括“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的精神，未来陶企应该多参与社会捐赠活动，这点应该是肯定的。
所谓的“三次分配”，并非“非强制性分配”，主要指慈善捐赠。
其次，企业需要重新厘清“利益相关者制度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ism)。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是组织外部环境中受组织决策和行动影响的任何相关者，包括，股东、政府、社会、社区、竞争对手、供应商、客户、银行等。
过去100年间，对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mance)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理论，即股东至上理论(Shareholder Primacy Theory)和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前者源于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股东理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主张股东第一。
后者发展的极致是，2019年8月，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RT）发表了“企业宗旨声明”（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主张“公司将不再只为股东做贡献，而是要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长期价值”。
到2020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也将会议主题定为“利益相关者：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主张企业制度安排应该助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社会分化以及全球气候恶化等问题。
所以，根据前述“共同致富”的国家愿景，中国企业接下来主流治理模式的搭建，也应该依据全球正在流行的“利益相关者”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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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陶瓷企业应该如改善自己的公司治理模式？
首先是，不能“唯GDP论”。不能仅以营收规模论英雄，以市值论高低，以个人财富值论输赢，以为品牌创造流量为终极追求。
企业必须重视在创造业绩增长时所消耗的社会资源成本。尤其是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双碳”(碳达峰、碳中和)压力下，企业在产能建设中，必须全力配合完成国家的减排要求。
其次是，对公司员工基本人身权益的尊重。随着经济繁荣时期的过去，创业机会逐步减少，技术、资本、渠道越来越掌握在少数大企业手中，加上AI的普及化，最底层工人、员工岗位减少，这就增加了员工和大企业的人身依附关系。
然而，越是企业集中度提高，“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政府对大企业劳资关系就越加敏感，其监管的力度也就越严厉。
比如，今年3月份的货拉拉女生跳车身亡事件，8月份的阿里女员工被性侵事件，都引爆了與论场。
再次是，对公司员工成长的关怀，尤其是要持续探索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一般的小企业，主要就短期目标对员工进行技能培圳，包括一些“打鸡血”式的洗脑。
不过，对大一点的企业来说，要笼络住管理层的精英们，还有更好的激励机制。
比如，通过设定期权分红等。上市公司则更有办法。比始今年5月份，东鹏控股(003012)就公布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涉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8人，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00人。6月23日，蒙娜丽莎(002918)也公示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总计49名中层管理及核心技术人员获542万股激励。
总之，企业越大，发展惯性越大，试错的成本、风险也越大，因此对优秀管理团队的依存度也越大，这就倒逼企业必须建立财富分配上的普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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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企业主不仅要与整个管理层，乃至普通员工共生、合体，而且与消费者也开始超越一般的买卖关系、物质关系，变成挚友关系、精神伙伴的关系。
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28日，在简一举办的“成品交付OK服务发布会”上，主办方还特别请到来自西双版纳的简一品牌挚友代表胡小桃女士上台发言。
简一品牌挚友陈旻登顶海拔8848.86米的珠峰
而在8月18日举办的简一3.0战略品牌升级发布会上，公布的全新品牌架构中，文化板块“G+”首度纳入发展计划。
其中“+”，则既有家的谐音，也代表“链接”，代表“不止于”，即选择简一，拥有“无限可能”，比如变成简一品牌挚友，相互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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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国家层面强调财富的三次分配，那就一定是要求企业多点对社会的慈善捐赠。
对此，我倒是这样看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陶瓷产业发展迄今也有40多年，我们身边已经诞生了百亿企业，未来三五年还有几个百亿企业要诞生。包括还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要诞生。
所以，当企业能力增强到一定量级的时候，是需要考虑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当然，我们也应该反对不捐或少捐就是“为富不仁”的观点。
毕竟老板的“本职工作”还是把企业办好。“企业不赚钱就是耍流氓”，企业货款捐赠更是“耍流氓”。这条红线任何时候都要坚守。
在谈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彼得·德鲁克有两句经典:“商业企业的职能就是通过把社会问题转化为商业发展的机会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同时也为本机构服务。”
“商业企业始终应该力求把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转化为对本企业的机会。”按我的理解，彼得·德鲁克话语中潜含的意义应该是，企业尽社会责任，还是应该回到商业本身的逻辑。
比如，陶氏化学将排放的有毒气体和有毒物质转化成可销售的产品，变废为宝。
由此，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行业这几年还未发展起来的发泡陶瓷。发泡陶瓷也是变废为宝，但目前还是面临产能低，价格高等痛点。
故此，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共同优化它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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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再总结一下的是，从今年国家“十四五”计划开始，中国经济已经被置于新的逻辑范式下：即经济利益分配逐步向下面的劳动者倾斜，这将首先会带来主流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盈利占比的下降。
过去40多年，我们有点偏面地强调增长优先，而现在我们必须兼顾到公平：比如数据安全，消费者隐私的保护，防止用算法工具“杀熟”等。
再比如，环境友好型企业文化的建立问题。过去可以一味地通过资源的无度消耗实现规模扩张，现在按照新的“利益相关者”发展逻辑，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节能减排，使用清洁能源。
甚至，我们在新工厂建设顶层设计阶段，就引入“碳交易”的商量模式。
森特股份光伏与建筑集成项目 (BIPV)，即把光伏发电系统本身做到建筑系统里
比如，简一在设计广西藤县4.0工厂的时候，就采用森特股份建筑光伏一体化设计(BIPV)，最终可实现光伏发电累积15亿度、减碳135万吨。而这个135万吨碳，理论上是可以用来进行碳交易的。
而在通过使用清洁能源(比如使用天然气、光伏发电)“减碳”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如工厂没有相应的达标能力，就等于宣告行业已经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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